青瓦之上：日常生活的詩性建構

周東升

初讀王太貴的詩集《青瓦之上》，是在酷夏，因為之前并不了解，也就沒抱太多期待，只是閑散地翻閱。但翻著翻著，詩行中不斷涌現的各種植物形象，令我驟然興奮起來。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植物，是我的一個業余愛好，而在閱讀中偶遇一位同樣愛好植物的詩人，實在太難得。《青瓦之上》寫到幾十種“有名有姓”的植物，儼然一座花園，詩意蔥蘢。當然，我和詩人一樣，并非出于植物學的興趣，也沒有多少獵奇心理，我們的認知默契地指向了一個事實：植物時刻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為我們提供生活的趣味與意義。我們的感受與我們的寫作若是離開了植物，將意味著某種巨大的缺失。

植物既不是生活的點綴，也不是詩歌中的修辭。正面來說，植物是我們生命存在的伴侶，是詩歌中另一個主體。正如杜詩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與“百年多病獨登臺”，并非通常所認為的是前者烘托后者，而是并置關系。那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自然場景，在與衰老多病的詩人的登臺場景相互呼應。物我之間平等相待又相通，才會有渾融的感覺。是的，在太貴的詩中，我讀到的正是這樣一種物我關系，請看詩集的前三首，每首都寫到具體的植物：

榆樹卷起葉片，萱花藏起影子

我們注定狹路相逢，你帶著泥濘和筆芯

我兩手空空，背負云朵的虛名

——《我有我的深藍》

山巒多霧，菜園豐腴，青色花椒正在成長

死亡像溪水，離我們既遙遠又熟悉

——《溪水終結的地方》

昨天夜里，月季和白皮松

在花壇邊低聲思辨，千里之外的雨

穿過詭秘的腔調，在我疲憊的眼簾上

匯聚成小溪和大海……

——《凌晨兩點，看見月亮》

無論是這里的榆樹、萱花，青色花椒，還是月季和白皮松，或是其他詩中寫到的桑葚樹、核桃樹、紫薇、巖茴香、石榴、槐樹、葡萄、海棠、柿子樹、楊柳、香樟樹、梅花、玉蘭、桂花樹、紫荊、紫葉李、銀杏、構樹、女貞、欒樹、爬山虎、白楊樹、夾竹桃、香菇草、三色堇、雞冠花、羽衣甘藍、莧菜、蒜苗、稗草等等，它們都以獨立的主體身份存在，既獨立于“我”，又與“我”和諧共生。這種多元主體共存的物-物、物-我關系，因為折射了世界的真實狀況，也就把真實世界的勃勃生機注入到文本世界，一首詩因此有了生命活力，有了個性品格。王太貴并沒有從觀念出發，在詩歌中刻意強調這種共主體的存在方式，而是理所當然地下筆，令人感覺世界原本如此，萬物平等，和諧而美好。正是這種共主體的植物書寫，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王太貴詩歌的契機和路徑。

在王太貴詩歌中，植物名稱不僅僅是一個名詞，它更像是一個魔咒，能把具體的植物形象召喚到文本世界。而這些植物，與動物、人類一樣，既是構成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主人公。因此，詩歌中植物形象的出現，并不是所謂的詠物，而是我們所賴以存在的世界的本真呈現。在王太貴的筆下，植物是其自身，不作為人的喻體存在，它們可以被擬人化，但絕不會降格為人，而喪失植物的固有屬性。這不僅體現了一種生態主義的視角，也是詩人置身萬物之中最得體的姿態。對于某些詩歌讀者，比如我，這樣的植物就是詩意世界的使者，引領我開啟詩的想象，這樣的詩才是生態之詩，帶我回到世界的綠色中。

我們生存的世界不只是個空間，它是由萬物構成的多維世界。假如從人的視角看，它包含著無窮多的關系，諸如我-植物的關系，我-動物的關系，我-物品之間的關系以及我-他人之間的關系等等。每一種關系都可以生成一個存在的維度。一個人在日常生活里建立的有效關系越豐富，其內在的精神世界就越顯得充盈多彩。在王太貴的詩歌中，這些紛繁的關系和諧共存，相互保持著平衡，共同編織出一個豐富的詩性空間。因此，在我看來，太貴的寫作更像是對詩性空間的動態建模，他創造的是一個個活動的紙上建筑。這些“紙上建筑”難以被簡化為單一的抽象概念，因為王太貴的表達刻意回避了判斷，他致力于展現的是人與萬物相遇的喜悅場景，以及個體躋身于這個多元世界的狀態。

探究王太貴“建模”式的寫作和他的“紙上建筑”，我們不妨以《往返禮堂路》這首詩作為切入點。如詩題所示，王太貴從平凡日常中擷取了“往返禮堂路”這一特定的時空切片，“我”在此段時空中的“行走”，承擔著雙重使命：一方面，詩歌通過“行走”搭建空間結構，從禮堂路的起點走到終點，便是對詩性時空體的初步建模。另一方面，它為詩歌的想象提供動態的觀察視點。詩中描繪的景物都遵循著空間上的秩序，這一秩序正是通過這一移動的視點得以展現。而每天的“往返”行為，仿佛是一種技術性的渲染，使得這個時空體及其內部的復雜關系被塑造成一座高度逼真的詩性建筑。

這個詩性建筑的精髓就在于其內部關系的布置。王太貴在處理這種關系時，總是能展現出他作為詩人的優秀與獨異。《往返禮堂路》開篇便通過“圍墻的坍塌”巧妙地打破了“城市的對稱性”，而“小診所”的出現，恰到好處地救治了這一場意外“傷害”。詩人即便是寫無生命之物，也包含著善意。鋪墊到此，就開始進入禮堂路，各種關系一一展開：

……孩子的書包里，塞滿了昨晚

熬夜制作的賀卡。幼兒園門口的菠蘿

格外香甜。母語多么親熱，老師和春天

垂絲海棠與三色堇……

初讀之下，幾乎全是片斷，零散無章，缺乏邏輯上的聯系，難以捉摸。然而，當我們從關系的角度看，這些片段恰恰構成了“禮堂路”豐富多彩的存在。諸多形象并列呈現，是詩人邊走邊看、邊感受的結果，它們相互之間確實沒有邏輯，但在“禮堂路”的空間里，本來如此，恰恰是井然有序的。詩歌后面還寫到“青瓦屋頂”“灰色鴿子”“浴室、早點攤和棋牌室”“樹”以及正在行走的“我”，人與萬物各自獨立，各行其是，又在同一段時空中相互關聯、相互映照，“禮堂路”這個詩性的時空體就此生成了。這并非簡單的羅列，詩人是從人的視點出發，來構建這個時空體的。因此，在眾多關系中，“我”與萬物的關系才是詩歌的主線和凝聚力所在。

盡管王太貴的敘述在盡量地保持冷靜，但關系中的“我”卻時刻流露出驚喜，仿佛 “武陵人”意外闖入了“桃花源”，又像陸憶敏發現了“避暑山莊的紅色建筑”。不同之處在于，“武陵人”或陸憶敏的驚喜源于初遇，而王太貴的驚喜則是在日復一日的“往返”中發現的。優秀的詩人不會對周遭的一切視而不見，他們更擅長在熟悉的景致中捕捉到初遇般的驚喜。這種將熟悉轉化為陌生的能力，王太貴似乎尤為精通。顯然，王太貴的個性使他不會像陸憶敏那樣激動和“低聲尖叫”，但在《往返禮堂路》的字里行間和節奏中，我們仍能真切感受到詩人的情感和態度：他熱愛這個世界。而熱愛這個世界，我以為，是一切詩人最珍貴的品質。

以“禮堂路”為時空框架，王太貴完成了一個個詩性時空體的建模。如《四月的禮堂路》《禮堂路札記》《鞋子消失在禮堂路》《雨中的禮堂路》《禮堂路春花圖》《從禮堂路到芍藥居》等，加上《往返禮堂路》，共同構成了一個豐富的詩歌系列，我想，這些作品不僅給這座小城里不起眼的街道命名，也會使它成為當代詩歌地圖上的一個標志。

《往返禮堂路》這個系列的寫作，又可以歸入一個更大的題材類型，那就是對日常生活的書寫。就詩集《青瓦之上》言，王太貴的寫作有兩副筆墨：一是書寫日常生活，二是玄想思辨。玄想思辨一路的詩歌充斥著隱喻，語象繁復，有一種密不透風的感覺，這或許是詩人近年來在創作轉型上的探索之作。相比之下，王太貴更擅于寫日常、寫平凡，即便是早期的作品，也不乏令人贊嘆的佳作。例如，早期的《大雪記憶》便通過尋常小事和慣見景象寫出了冰天雪地里的人世之美。這首詩在我看來，是最具“畫中有詩”效果的新詩之一：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山嵐、樹枝、村莊和道路

提前消失在昨夜的風雪里

打谷場上，一雙打著補丁的膠靴

在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騰挪著

小奶懷里揣著升，向母親

借回一升白米，她循著來時的腳印

又深一腳、淺一腳地挪回去

打谷場上，白得只剩下兩行

黑乎乎的窟窿，從遠處看去

像一根襻帶，將兩家人扣在一起

不至于在冰冷的大雪里，走散

在王太貴的筆下，日常生活的書寫往往不涉及評判或邏輯推演，而是專注于捕捉那些常被人忽視的生活細節。這些細節，原本就是詩意的凝結點，一旦被訴諸文字，便會迸發詩意。《大雪記憶》中雪地上的腳印連接著兩家人，就是這樣的細節，不僅有水墨畫的效果，也把世俗人情上升到美與善的境界。加之太貴懷有萬物平等的意識，他筆下的生活場景總是溫和、友善的，其中的花草樹木與日常事物，彼此相安，各得其所，詩中的人物置身于萬物之間，便有一種天人合一的悠然。因此，讀王太貴這些詩，總能讓人感受到一種生命得到安頓的喜悅與溫暖。我想，這正是王太貴詩歌最獨特、最珍貴的品質所在。

讀王太貴詩，我常常想起兩位詩人。一個是杜甫，自他起，中國詩歌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并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然而，后人往往只關注杜甫的“詩史”，卻忽略了這些“詩史”同樣是對詩人日常生活的記錄。這提醒我們，環繞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樣是一個陣地，對它的書寫和詩化同樣是一種深刻地介入。另一位詩人是拉金，他也執著于日常生活的書寫。這位被譽為“寫平凡的大師”的詩人反對歇斯底里的詩歌和裝腔作勢的詩歌。他說：“詩是一樁理智的事，是如實看待事物的事。”這與王太貴的態度不謀而合。我并不是想通過提及這兩位大詩人來過分夸飾王太貴，而是想指出：王太貴反復書寫的日常生活，并不像當代一些酷愛宏大題材、動輒要寫史詩的詩人或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狹小的領域。實際上，它是一個擁有深厚傳統的廣闊天地，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領地。尤其是在當下，日常生活已成為各種意識形態交鋒的戰場，特別需要詩的救贖和凈化。因此，反復讀過《青瓦之上》，我又期待著王太貴下一部詩集。

——本文原載于《星星·詩歌理論》2025年第3期